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推动职业教育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国际舞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既是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为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鲁班工坊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双高计划”“提质培优计划”的重要建设内容并受到各界重视。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办学内涵，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中资企业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2023年4月鲁班工坊建设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上强调，鲁班工坊建设要按照“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建设思路，完善内涵式发展工作机制，深化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讲好鲁班工坊故事[2]。这也意味着，鲁班工坊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因此，本研究借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分别从“道”“法”“术”“器”四个维度对基于鲁班工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进行深度剖析和阐释，进一步深化对鲁班工坊的认识和理解，以期为下一步优化鲁班工坊建设，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转向：从“走进来”到“走出去”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源远流长，但近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发展仅有15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走进来”“本土化”和“走出去”三个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都属于“走进来”的态势，直到2010年提出要在天津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才开始积极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如何“走出去”。鲁班工坊正是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这一探索的产物，并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打造的核心载体。（一）1866—1949年：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走进来”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轫，步入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走进来”阶段[3]。近代初期，随着民族工业的大力发展，一方面是企业迫切需要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归国留学生带回了新的教育理念，两者合力促使中国迎来新式教育发展，较为明显的特征是中小学课程设置开始注重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进而开设一些实用课程并建设一批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实业学校。但是，这些实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重理论轻实践倾向难以满足企业实际用人需要。1912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进一步对我国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首先，蔡元培借鉴西方经验，就中国教育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现状的分析而提出“实利主义教育”[4]，强调教育与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使教育能够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在“实利主义教育”提出后不久，黄炎培联合48位同仁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针对教育和实际生活脱离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1914年，黄炎培以记者身份对国内25个县城的88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1915年，他以随行记者的身份对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学校开展调研，切实感受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1917年，黄炎培等人通过对日本和菲律宾教育情况的考察，更加感受到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坚信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5]。与此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另一位创始人顾树森，通过研究国外职业教育于1917年出版的《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一书，详细介绍了德英美法四国职业教育现状，对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实施提供了思路。经过这一时期的探索，“职业教育”也取代了“实业教育”这一概念。（二）1949—2010年：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本土化”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开始服务于国家发展，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中等职业学校数量虽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需求有所增减，但基本遍布城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确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这一期间，一方面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着重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建立了以职工大学、技术专科学校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然而，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就必须重新审视以往培养模式，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通过示范模式加以指导。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引入德国双元制模式，并以此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典型模式。例如1983年，中国与德国在技术合作框架内建立了30多个以双元制冠名的企业培训中心或职业学校，如南京的建筑培训中心、十堰的二汽技工学校、上海的电子工业学校等，就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但是，这一时期的学习更多是将德国双元制原模式直接引用，因而在国内逐渐显露出不适应现象。随着对外开放交流学习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合作的对象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国为了更广泛学习国际社会经验，逐渐把各发达国家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或经验引入国内，例如加拿大的CBE、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英国的TAFE学院、新加坡的教学工厂及欧盟国家的资历框架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辽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在辽宁省13个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机械类、电类、农业类及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双元制试点，20世纪90年代各职业院校开展的CBE课程模式试验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培训部推行的英国“BTEF”课程模式等。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原型引进并应用，该类实践探索更加关注国外职业教育核心精神和主要理念，且注重结合国情加以创造性吸收。因此，国外的校企合作、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在我国职业学院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6]，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相应基础。（三）2010年至今：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走出去”21世纪初，国家重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方针。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感佩的成就：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院校达到13300多所，在校生近3000万人，每年毕业生近1000万人，就业率达到或超过90%。这20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超过1.3亿名，各级政府累计培训各类从业人员2亿多人次[7]。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也初步成型，教育公平和终身发展得到保障。始于求强，兴于共存。新社会主义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职业教育仅靠模仿和引进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需要建立新的改革战略，以坚持自主与开放相促进为原则，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总结经验，借助科技开展自主创新，扩大开放，走向世界[8]。此外，新时代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既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9]。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职业教育被赋予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使命，这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新机遇，从以往跟跑、追随走向领跑成为其变革的基本逻辑。“鲁班工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技术驿站”和打造职教品牌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自2010年提出将天津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之后，2015年又明确将天津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要将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重要任务。同年，教育部与天津市教委开始交流探索在境外创设“实体化”合作载体，商讨如何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平台。因此，天津市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率先主导并实施“鲁班工坊”建设工作[10]。有别于孔子学院注重汉语言教学的“君子以文会友”模式，“鲁班工坊”是我国在海外建设的联合职业培养培训中心，通过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为合作国培养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熟悉中国技术、了解中国工艺、认知中国产品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中资企业在当地的人才需求[11]，也是中国与世界分享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专业标准、技术装备、教学方案的平台。2016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合作，建立了中国海外的第一个鲁班工坊。泰国鲁班工坊的建设不仅使中国职业教育开始与国外分享其先进理念、优质项目、优秀案例，步入“走出去”的新征程，且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也得到认可，并借助这个国际化平台开启了天津在泰国招收留学生的规模化发展[12]。2017年，“鲁班工坊”登陆欧洲且在英国开始运营。之后，“鲁班工坊”相继在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等国建设“鲁班工坊”，目前已经在亚欧非三大洲19个国家建立20个“鲁班工坊”，见表1，实现多点开花，并在海外建立起从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再到应用本科、专业硕士，从技术技能培养到技术综合应用，从学历教育到社会培训全覆盖的职业教育输出体系。且经过多年实践探索，鲁班工坊“出海”模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形成多样化国际教育合作形式。从参与主体来讲，目前有“校校合作”创建模式、“校企合作”创建模式、“依托政府间战略合作”创建模式、“依托院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合作创建模式以及“政校企”协同创建模式[13]。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道、法、术、器”思想汲取韩非子等先秦法家的思想。在老子提出“道”的思想之后，庄子将“道”与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之道。管子整合百家理论，率先提出法源于道的理念，韩非子在此基础上将“法”“术”“器”融汇成以“道”为中心的哲学方法论。而运用这套理论体系去辩证分析事物的发展和把握自然规律是道家传承所强调的四个层面。因此，基于鲁班工坊体系设计，从“道、法、术、器”四个维度深入剖析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内涵，明确其中的哲学及科学关系，不仅有助于鲁班工坊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推广。
老子在《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普遍规律，也是把普遍规律运用到具体事物的“原则”。《论语》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义存焉。”也就是“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活动于（礼、乐等）六艺的范围之中”。从现代哲学角度去看待“道”，实际上就是从具体事物抽象出的普遍发展规律。对“道”的设计和判断代表了事物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也代表设计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对于鲁班工坊建设而言，创建集中国文化与国际之需于一体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实际上就是中国“道体”哲学的直观体现。首先，鲁班工坊的构思源于班墨文化。墨家是集科研与政治为一体的先秦流派，与孔孟之道合称“儒墨显学”。鲁班醉心于匠作，崇尚实践创新，虽然其故事多为古代人民臆作，但其代表的正是两千多年来古代劳动者精益求精的追求，二者作为古代工匠的宗师代表，其体现的“兼爱包容，科学创新”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推崇的外交原则与科研精神。承载着我国对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渴望。这不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契合，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原动力之一。其次，鲁班工坊的愿景和使命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鲁班工坊建设体现了高远、挑战和现实三个要素。所谓“高远”即“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挑战”即提高合作国青年高水平就业能力，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服务中资企业深耕海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现实”即“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标准、技术装备、教学方案，培养高素质熟悉中国技术、了解中国工艺、认知中国产品的技术技能人才”。（二）鲁班工坊之法：满足“本土化”和“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法是在对“道”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套规则体系和原理原则，是实现价值观的指导方针和思路，是处理事物所采取的一般方法。鲁班工坊之“法”体现在鲁班工坊建设的五个原则上，即平等合作、优质优先、强能重技、产教融合、因地制宜[14]。平等合作是鲁班工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探索，通过在当地开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使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优质优先是鲁班工坊建设的基础，以优质项目带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保障了优势专业、优势课程、优秀教师、优选资源的供给，确保高质量办学。强能重技是鲁班工坊建设的本质属性，通过不断拓展鲁班工坊办学内涵，不断加强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国际影响力，不断探索改进综合实训教学，增进中外教师在职业技能、专业技术领域的交流互动，提升教学培训质量，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合作国青年高水平就业，达成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目标。产教融合是鲁班工坊建设的抓手。由于鲁班工坊建设原点在于创造价值、满足需求，所以鲁班工坊培养人才的着力点在于实践，这需要以校企合作为根基，搭建起产教融合的平台。因地制宜是鲁班工坊实现长久发展的根本。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迥异，所处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阶段不同，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自然也不同。在统一标准框架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安排，满足当地社会发展需求是鲁班工坊成功的重要途径。因此，从上述五个原则中可以看出，鲁班工坊的“法”在于落实两个“满足”，即满足合作国社会发展对本土化人才培养的需求，满足中资企业深耕境外国家的国际化人才需求。（三）鲁班工坊之术：以质量本位强化内涵建设和服务能力术，是面对事物特殊性时所采取的应变措施，是“法”在实际操作中对流程的拆解设计，具有可指导性、可实践性和可推广性，是知行合一的产物。鲁班工坊之“术”体现在着力人才培养、开展多渠道合作、践行国际化管理和搭建多类型推广平台上。首先，鲁班工坊面对的外部环境是持续变化的，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采取应变措施。而应变措施得当与否，取决于相应的工作能力。因此，一方面，通过“师资培训先行”，优先培养本土师资，利用本土师资的语言优势、文化优势及生活地区优势，为鲁班工坊可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师资基础是其成功的关键。如面向本土师资的“鲁班工坊EPIP师资研修班”、面向中方师资的“国培鲁班工坊建设双语能力提升”等培训项目正是这种体现。另一方面，为每个项目单位设立校长班和专业教师班，让他们了解鲁班工坊的管理制度内涵、建设路径、教学模式和专业建设。其次，多渠道开展合作，开启校校、校企、校政及政校企合作办学模式，通过汇聚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各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推动鲁班工坊可持续发展。再次，为确保鲁班工坊运行中的发展定位、内涵建设、运行模式、保障机制及配套政策有据可依，建立“过程管理+动态调整”指导机制，实施“一年一监测，三年一诊改，五年一评价”，有效提高鲁班工坊的国际化管理水平[15]。最后，为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对外话语体系，鲁班工坊在品牌推广时，搭建多类型推广平台去挖掘推广渠道，以扩大鲁班工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包括设立鲁班工坊研究与推广中心、鲁班工坊体验馆、非洲鲁班工坊研究与推广中心及国家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举办鲁班工坊与产教融合国际论坛、EPIP国际教育联盟论坛，开展鲁班工坊课题研究，出版中文、英文和葡萄牙语等不同语种的鲁班工坊专著。（四）鲁班工坊之器：职业教育理念、资源、标准和模式的整体化输出“器”是“术”在推广过程中所需要的产品、工具和资源。“以器载道”，就是用物理上能体现的东西来践行“道”。“器”是将“道”落实到位的载体。“器”也是处理事物时需要的工具和条件。鲁班工坊之“器”是落实鲁班工坊“道”“法”“术”各类有形无形的资源和工具，包括优质教学资源、教学装备、国际化专业标准、教学模式等。首先，鲁班工坊的配套教材是以不同语言设计的，包括教科书、实验手册及多媒体课件。而在教学资源开发建设中，天津职业院校着眼大赛教学资源转化，探索出将国赛理念、竞赛内容、考核方式融入日常教学，将现代生产流程、技术标准、服务规范引入实践教学，将生产过程和教学过程相结合的资源开发模式，并建设了一批指向赛项装备、兼容教学培训要求，基于工程实践导向、真实任务驱动的优质教学资源，由中方教师主导，中外教师共同开发出双语教材数十套[16]。其次，鲁班工坊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质赛项装备为主要载体，旨在借助先进的设备装置，培养出紧跟世界相关领域发展趋势，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其装备技术水平等同于国赛、兼容于国际性竞赛，为开展国际邀请赛、对抗赛和技术技能切磋交流奠定了物质保障条件[17]。截至2021年底，已有42个国际化专业在境外落地，其中75%以上的实习实训设备均使用国赛优质装备。再次，鲁班工坊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融入行业企业标准。铁道工程技术、铁道交通运营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物流服务与管理、新能源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商贸专业、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信号自动控制等20余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获得合作国教育部门评估认证，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18]。最后，鲁班工坊以“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为教学模式，将理论和实践教学结合在实际工作情境中。其所有课程均以项目为导向，旨在培养学员科学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班墨文化中提到墨子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强调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才能发挥效力。鲁班工坊的EPIP教学模式落实亲知，通过实践获取知识[20]也正是体现了班墨文化的精髓。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鲁班工坊之“道”有效引导了“法”的论证、“术”的建立以及“器”的产生和迭代，而“器”的发展进一步使“道”更好落实，推动下一轮“法”和“术”的优化建设。由此可见，鲁班工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组合体，而是“道”“法”“术”“器”四维有机结合且呈螺旋上升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模式。然而，如何确保鲁班工坊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还需要在“道”“法”“术”“器”四维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能力建设、研制认证标准、优化洲际布局等方面发力。我国在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稳步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加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经济、教育合作，这从“道”的角度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和鲁班工坊建设奠定了基础。我国职业教育也顺应全球化之“道”，为加快对外开放出台了系列政策给予支持。然而，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一个涉及多层面、多主体的系统工程，需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宏观、即时的话语环境中加以统筹。尽管我国已将职业教育国际化纳入国家战略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规划之中，但对于如何提高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尚未形成系统规划[21]。这也导致诸多职业院校是以自发形式开展国际化项目，使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较为零散。因此，还需要在“法”的层面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围绕鲁班工坊建设的核心理念和总体目标，就鲁班工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布局、师资和管理人员在素质与人数配备上的基本要求、各省市在鲁班工坊建设中的职责与任务等方面作出指导性、规范性意见。其次，政府应在人员派出、教学仪器设备输出等方面提供便利，对参与建设“鲁班工坊”的职业院校给予一定财政支持，保障学校在师资培训、教材准备等方面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同时，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校企合作，使学校更有针对性地培养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二）强化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建设，塑造鲁班工坊品牌可靠性天津以实践为基础确立了鲁班工坊核心要义，并以中国当代发展环境为逻辑起点，转化了墨子“行为本”“名实藕”的思想，发展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形成一套可推广的“鲁班工坊”发展模式。然而，正如著名品牌专家奈杰尔·霍利斯所言“成功的国际化品牌建设不仅需要好的体验、明确定位、充满活力和强劲的文化，更需要塑造其可靠性”。鲁班工坊建设作为一种中国智慧、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整体性输出，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职业教育品牌建设[22]，对师资团队的素质要求较高。但目前师资能力远未达到，难以充分满足鲁班工坊快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具有较强专业技术技能和外语能力的教师短缺，成为制约鲁班工坊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职业院校要基于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树立“高标准、大质量”观念，渗透并贯穿于鲁班工坊师资培训、专业设置、教学资源开发、教学模式等全过程，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建设夯实基础。此外，还应建立一支优秀的国际化教师团队，并通过系统化培训，强化国际化教师对鲁班工坊内涵的认知，加强他们的身份认同，形成鲁班工坊品牌形象。（三）研制质量认证制度，确保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天津鲁班工坊建设已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方案，包括场地建设标准化、实训设备标准化、师资培训规范标准化等，可为其他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但鲁班工坊这一职业教育国际品牌的竞争力更在于通过规范化的管理和严格的质量标准[23]，确保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逐渐扩大其覆盖范围。而建立一套质量认证和评估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的鲁班工坊质量认证和评估制度应该是一个覆盖全过程、全方面的质量保障制度，既包括对鲁班工坊建设初期的方案设计到实际运作以及完工验收的监督管理，也涵盖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的设计、实施和效果等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和督导。而这需要制定更详细的项目认定标准，并对鲁班工坊实施全过程闭环式监督。无论是鲁班工坊建设过程，还是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运行过程，由于每一阶段的任务和需求不同，在制定标准时应分阶段选取指标，并明确每一阶段应达到的预期目标，这样既可以发挥监督评估的“指挥棒”作用，也可以为鲁班工坊下一阶段发展奠定基础且指引方向。因此，在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应依托天津鲁班工坊建设经验，充分考虑各区域职业教育实际，研究设计一套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鲁班工坊高质量运行。目前，鲁班工坊建设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面临着可持续与规模化发展的双重压力。立足于新起点，一方面鲁班工坊需要继续坚持“系统谋划、质量为先”的宗旨，加快研制更多领域的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高水平建设国际化教学资源，大力构建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东盟国家的鲁班工坊项目联盟，并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与美洲、大洋洲国家的职教项目合作，优化鲁班工坊的洲际发展格局[24]。另一方面，做好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带头作用，讲好鲁班工坊故事，提升国民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此外，还要做好鲁班工坊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通过鲁班工坊实现中国标准、中国模式、中国装备与中国方案的整体输出，彰显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与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理念，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全球品牌。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6期
引用格式：蔡莺、张磊.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转向、模式与路径——以鲁班工坊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3（16）：61-67.
编辑：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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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张祺午、李玉静
